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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紅梅、周少青: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和諧共生” ——基于印度語言多樣性治理的考察

    時間:2022/9/27 15:15:56|點擊數:

      【作者簡介】和紅梅,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孟加拉國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周少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基金項目】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昆明)南亞東南亞研究院國際關系學科建設項目。

      【摘要】印度被認為是世界上語言最多樣化和最復雜的國家之一。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構成了印度多民族國家治理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在印度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印度政府秉承“承認”“包容”和“團結凝聚”等理念,通過推行憲法框架下的“第八附則”“語言建邦”“三語政策”等一系列構筑國家認同的策略選擇,最終將語言多樣性化解為印度國家認同的力量和土壤,實現了“兩種認同”的和諧共生。印度構建國家認同的獨特范式,將其內部貌似“松散”的語言文化多樣性,凝聚成為一種“互嵌式”的團結,客觀上造就了“印度式團結”。正是這一獨特范式,成就了印度“崩而不潰”的歷史和現狀。

      【關鍵詞】印度國家治理;語言多樣性;語言族裔認同;國家認同;和諧共生

      印度是一個歷史悠久且極具社會文化復雜多樣性的東方大國。在眾多的多樣性中,語言多樣性是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維,同時也是印度多民族國家治理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在印度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印度政府通過推行憲法框架下的“第八附則”“語言建邦”“三語政策”等一系列舉措,將印度國家內部松散的社會維系起來,有力地弱化了印度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實現了“兩種認同”的和諧共生。而始終貫穿于這一過程的“承認”“包容”和“團結凝聚”等理念對于化解包括語言族裔認同在內的多種亞國家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并繼而形成合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從語言多樣性治理的維度考察印度構建國家認同的獨特范式,不僅有助于深化我們對印度民族國家治理中應對社會文化多樣性的策略及其效果的認知與理解,而且能夠提供應對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印度經驗,為其他多民族國家處理好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一般理論

      所謂的“認同”(identity)就是要回答“我是誰”的問題。一般而言,人們的身份是多重的,主要包括如文化性的、疆域性的、政治性的、經濟性的和社會性的等歸屬性身份,其中,語言、族裔、宗教等認同屬于文化性的認同。需要指出的是,認同是“動態的”,形塑于歷史基礎之上,而又與現實緊密相連;“認同”不是在真空狀態中產生,而是在特定的“場域”中產生的。不同場域下會產生不同的人生經驗,而這些人生經驗會形成儲存有社會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的“認同庫”,該認同庫里的記憶有時會被喚醒,有時又處于休眠狀態。“認同庫”中的記憶與現實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利益相關聯的時候,往往容易呈現出不同的身份認同。

      “國家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國家主權等的認同,即國民認同。國家認同是一種重要的國民意識,是維系一國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紐帶。”就心理學意義而言,“國家認同”就是“差異認知”即對“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異認知”。作為一個“集體現象”(collective phenomenon),國家認同的產生基于“國家象征”、語言、國家歷史、國家意識和文化創造物等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元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國家認同不是與生俱來的,其本質上是社會構建的產物。一個人的民族認同直接源于人們日常生活中“共同點”元素的社會存在,如民族符號、語言、民族歷史、血緣關系、文化、音樂、美食、廣播、電視、報刊、出版物、街頭路標等等。當人們的“認同庫”與政治、經濟、社會利益相關聯時,他們往往通過接受與自己的國家認同相一致的信仰、價值觀、假設和期望,將國家認同納入個人認同范疇之內。國家認同具有延續性特征,可以代代相傳,并通過共同血統和共同命運的歷史敘事,增強人們對國家的歸屬感與依戀感。

      “族裔認同是少數族群心理歸屬感的皈依之所,對于緩和社會矛盾,傳承民族文化和繁榮文化多樣性具有重要的意義。”“族裔認同”是指:“對構成民族的個體對本民族(整體)的起源、歷史、文化、宗教、習俗的接納、認可、贊成和支持,并由此產生的一種獨特的民族依附感、歸屬感和忠誠感。”“族裔認同對社會穩定的協調和有序的調節作用,對民族地區社會穩定機制構建具有促進作用。”然而,“個人有多重身份(identities)……它們有時是相輔相成,有時也會彼此沖突”?,F實中,“家庭、親屬、宗族認同會對族裔認同產生影響”。同樣,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也容易產生張力,“族裔認同一旦超越國家認同的界限,會威脅到國家安全。”

      多民族國家族裔認同和國家認同是國家治理過程中的核心議題。多民族國家的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更具復雜和動態性。國家場域真實折射歷史、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使多種變量交相輝映。多民族國家治理的第一要務就是不斷消解兩種認同之間的張力。由于多民族國家族裔認同的差異性,導致其與該民族國家互動過程中交互形成螺旋狀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疾熳逡嵴J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需要剖析兩組認同各自的“橫切面”,以厘清其各自的結構問題。涂爾干指出:“‘民族認同’(族裔認同)是一種‘集體良知’,是將一個共同體中的不同的個人團結起來的內在凝聚力”。“族裔認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參與實現人類普遍安全需求的手段。”在多民族國家,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可能會產生沖突。因此,處理好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始終是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的核心議題。

      二、印度多民族國家治理中的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

      作為族裔認同的一個特定組成部分,語言族裔認同在塑造印度國家認同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印度國家治理中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協調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

      (一)印度國家認同與語言族裔認同的互融

      像任何理論一樣,認同理論也是“灰色的”,但是任何理論都來自并呈現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調研期間,印度當地人常常跟筆者提起一句家喻戶曉的格言,“Kos-kos par badle paani,chaar kos par baani”(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在卡納塔克邦,當我問及當地一名教授關于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時,他表示,印度的國家認同、地方認同(邦認同)、族裔認同(語言、宗教、民族、種姓等身份認同)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動態的、多重面向的共融、共存的關系,而不是相斥的關系,更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我認為,印度的社會文化多樣性就是我們的身份,而這種基于多樣性帶來的多重身份并未讓我感到任何不適,我很享受這種多重身份給我帶來的愉悅。我認為,只要我們尊重其他人的語言、宗教、族裔等身份,那么這種社會文化多樣性或者說是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就會非常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更談不上族裔認同會影響到國家認同了。對于我而言,與你交流時,按照身份認同排序,我首先是一個印度人,然后再是一個卡納達人,一個印度教徒。但是,如果我跟泰米爾納德邦的朋友交流時,我身份認同順序又會重新排列,比如我先是一名卡納達人、一名教授,再是一名印度人。當你看到卡納塔克邦的餐館里有很多說著印地語的北印度人或在德里的公園里有很多操著卡納達語、泰米爾語、馬拉雅拉姆語的南印度人的時候,你會意識到南印度人和北印度人之間是那么的“相同”,又是那么的“不同”。

      情況正是這樣。在印度,許多人都能講兩種以上的語言。在他們看來,講印地語或者其他印度語言不僅與印度國家認同沒有任何關聯,而且語言多樣性,或者說,多種語言在生活中的并存并用本身就是印度“特性”的一個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印度的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完全是同向互構和互相交融的。

      (二)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

      當然,也要看到,生活層面多語言的和諧共存,并不意味著在政治和體制上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相安無事。事實上,正如諾曼·布朗指出的那樣,印度建國初期,語言認同或者說語言多樣性幾乎導致印度分裂。尼赫魯也曾表示:“語言建邦會拖他的后腿。”印度獨立后,深受西方民族國家范式影響的尼赫魯熱衷于將“印度斯坦語”推成“國語”,試圖在印度推行“一國、一族、一語言”的民族國家認同范式。尼赫魯的國語努力及未能兌現其政治動員期間承諾的行為遭到很多地方邦特別是南方各邦的堅決反抗。在非印地語邦看來,印地語國語政策不僅嚴重影響他們的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權利,而且嚴重影響他們的政治參與權。早在獨立前,印度國大黨為了實現其最廣泛的政治動員,利用“語言多樣性”這個“社會存在”,將其與政治掛鉤,并將語言作為其政治動員的重要籌碼。在這一過程中,原本作為社會文化多樣性典型的語言多樣性進入了政治競技場,成為政治參與乃至政治認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ňS拉伊認為,“必須承認,雖然印度許多地方語言可能早在10世紀甚至更早時期就出現了,但是以語言為中心的地區政治認同卻是一個新近的現象……讓人們在語言族裔認同和國家認同之間作出選擇,就是讓他們在同一個歷史進程中產生的兩種語境之間作出選擇。”

      不僅如此,由于語言所攜帶的族裔、文化和身份因子,語言的政治化最終導致不同語言族裔之間開始競爭國家認同。在那些非印地語群體看來,印地語并不是印度國家認同的排他的象征標識,包括他們的語言在內的所有其他印度語言都是印度國家的認同標志。

      此外,印度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地方政黨與地方邦語言之間的疊加,加劇了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直到今天,印度的語言問題與政黨政治關系依舊十分緊密。筆者在印度調研期間,有受訪者指出,以“雙語政策”著稱的泰米爾納德邦,抵制印地語的運動是被地方政黨政治玩弄的結果。

      另一方面,不同語言族裔之間也存在著較大的張力,這也使得印度的語言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張力變得更加復雜,也更難應對。調研期間,有受訪者表示,印地語“一語獨大”激發了不少北印度地區的“北印度中心主義”和“印地語中心主義”。此外,有多名受訪者表示,由于印度沒有“國語”,任何印度憲法規定的官方語言都有可能會成為“語言民族主義”的“主角”,這非常不利于印度不同語言族裔之間的團結凝聚。

      (三)化“張力”為“合力”:印度構筑國家認同的策略選擇

      1.承認與包容

      查爾斯·泰勒指出,“來自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群體,有權要求得到社會公開承認并尊重其屬性和特征的政治形式”。“認同”的核心問題是獲得“承認”。“承認”是維系多語言群體的粘合劑和基本原則。印度是多語國家的典型代表,國家對不同語言族裔群體的“承認”,對提升他們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會系統是一個關于行為者互動的過程體系,其運行狀態是否穩定,除了取決于是否存在滿足功能需要的子系統之外,還取決于這些系統之間是否存在跨越邊界的交流式交換關系,而維持最低限度的邊界關系平衡是使社會系統保持良性運行的基本條件。”其中,在不同系統跨邊界的交流過程中,需要不同主體之間秉承“包容”理念。在多元社會文化環境下,“包容”理念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印度國家治理中,包容語言多樣性的政策實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印度《憲法》第八附則(The Eighth Schedu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自殖民時期以來,印度面臨著基于復雜社會文化多樣性基礎上的關于語言、宗教、部族及種姓等幾大關于身份認同的矛盾。建國后,隨著印度與英殖民當局之間矛盾的褪去,這幾大身份認同的矛盾便愈發凸顯。國大黨擔心“語言矛盾”會成為摧毀“新印度”的重要力量。經過多方長期研討,尼赫魯政府也逐漸意識到“承認”是破解這一難題的“萬靈藥”。

      印度政府在憲法框架下通過的“第八附則”,保障了部分主流語言群體的權利,這對滿足和鞏固地方聯邦語言族裔的心理認同和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據憲法,第八附則中規定的語言(scheduled languages),不僅可以獲得符號意義(象征意義)上的承認,同時也可以獲得實質性的利益。一是第八附則中規定的表列語言,從憲法層面獲得了語言委員會中的代表席位,也是進入主流社會的重要標志;二是按照憲法規定,附則語言可以成為考試語言、教學語言、媒體語言、行政語言等,讓這些語言族裔群體享受到了“承認”帶來的實際利益。實際上,“第八附則”旨在通過承認地方語言地位,有效地防止了地方語言民族主義分裂國家的可能性,從而維護了印度的安全與統一。當然,也要看到,憲法第八附則在促進相關語言群體的國家認同的同時,也使那些地方邦內的非附則語言群體面臨著被區隔化和邊緣化問題,這可能在另一個向度上威脅到地方的安全與穩定,進而威脅到國家的統一性。

      (2)“語言建邦”

      獨立初期,考慮到暫時克服“印巴分治”帶來的基于宗教沖突導致的國家撕裂之苦,國大黨領導人也曾在制憲會議期間討論過語言重組邦的問題。但恐于“語言矛盾”進一步威脅到印度的國家安全,作為“語言建邦”原則的最早發起者和倡導者的國大黨卻遲遲未兌現當初的政治承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印度南方各邦對國大黨未能及時兌現政治承諾的行為極度不滿,并以示威游行、自焚、絕食等方式進行抗議。該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并最終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語言建邦”運動的浪潮。在這強大的地方語言民族主義浪潮背景下,國大黨不得不兌現獨立前的“政治諾言”,最終被迫滿足了部分地方邦“語言建邦”的訴求。“語言建邦”是印度中央政府與地方民族主義政治博弈下妥協的產物,是一種被動的政治包容。

      (3)“三語政策”

      根據憲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英語作為聯邦官方語言的“過渡期”即將結束,而印地語順理成章地成為唯一的聯邦官方語言。南方各邦擔心印地語成為聯邦官方語言后,“會把南方人降為二等公民”。因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印度國內的幾大矛盾中的“語言矛盾”愈加凸顯,地方政黨也不斷挑撥地方民眾的“語言民族”意識。以泰米爾納德邦為例,“達羅毗荼人進步聯盟(DMK)”不斷激發泰米爾語言群體的“語言民族主義”,進而反抗“印地語”的官方語言地位。該事件不斷升級,影響力不斷擴大,最終導致全國范圍內的多起暴力事件。為了平息這一系列的反對“印地語”成為唯一官方語言的浪潮,印度中央政府被迫于1963年出臺了《官方語言法案》。從此,英語、印地語和其他地方語言在各邦形成了“三語”共存的局面。

      1968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頒布了首部《國家教育政策》,該政策是印度政府為促進和規范引導教育而制定的一項政策。該政策呼吁將重點放在學習地區語言上,并強調“三語政策”即在中等教育階段學習英語、地方語言和印地語三種語言。盡管印地語未能成為“國語”,但是該政策依然呼吁鼓勵使用和學習印地語,顯然其目的在于強化印地語的“國語”目標。2019年,莫迪政府頒布了《國家教育政策草案》,該草案中規定的“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印地語”的條款,引發了南方各邦的強烈抗議??钟诙兰o五六十年代的大規模抵制印地語的運動卷土重來,莫迪政府被迫刪除該條款,并在《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中規定,“印度將繼續推行‘三語政策’……并承諾絕不會把任何語言強加于任何一個邦之上”。

      印度的語言政策與實踐體現在憲法、聯邦制、教育、媒體及日常生產生活中,貫穿于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憲法第八附則、“語言建邦”和“三語政策”等通過承認和包容不同語言群體的訴求,不僅有效地避免了語言間的博弈而導致的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的沖突,而且也因邦官方語言和邦主要語言一致而使得邦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溝通更加容易,更便于地方政府的治理,同時也推動了邦文化的繁榮發展。此外,最重要的,承認和包容也有利于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社會團結和國家凝聚力建設。

      2.團結凝聚

      (1)日常中的“印度式團結”

      窺探印度日常,我們不難發現,很多人在不同的場域如家里、街道、辦公室、公共行政部門、宗教場所等使用不同的語言。因此,在日常敘事中,人們總是不自覺地在不同語言間轉換。這也表明,在印度,語言族裔的邊界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在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隨處可見的是,很多街頭苦力、駕駛員、商販操著流利的泰米爾語、泰盧固語、馬拉雅拉姆語、印地語及英語等語言,這種語言族裔之間的邊界是非常模糊的。一定意義上而言,日常生活中,人們甚至意識不到語言邊界的存在。而這背后有著強大的現實驅動力量。以下是筆者在卡納塔克邦采訪阿迪先生的一段實錄文字。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實生活和工作環境是如何影響和塑造印度的語言(族裔)邊界的。

      2012年,我來班加羅爾上大學的時候,記得很少有人說印地語。那時候,在大學里,每個人都說英語。當時,班加羅爾的小商販也只會說卡納達語,很少有人會說印地語或英語。然而,近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無論是為了學習還是為了工作,來到班加羅爾說印地語的人數都以指數級的速度增長。當地的商販、房東、汽車司機看到了學習印地語可以擴大業務的機會,他們也開始嘗試著說印地語,并慢慢形成了習慣。

      另外,在卡納塔克邦的農村地區,很少有人使用印地語。但是,很多年輕人,卻把印地語或梵語作為第三語言。因此,很多印地語單詞對我們而言不會完全陌生。此外,寶萊塢電影對卡納塔克邦城區市民的影響也非常大,特別是對班加羅爾這樣的大城市的市民來說更是如此。你會看到,在班加羅爾城區,年輕人愿意從同學或同事那里學到印地語。一些商店的店主、出租車司機等,也是為了迎合來自北印度地區的移民,不斷學習和使用印地語,這讓越來越多的人愿意用印地語進行交流了。

      在卡納塔克邦的北部地區,深受馬拉地文化的影響。你會驚訝地發現,很多馬拉地人都會說印地語,而且他們也更愿意用印地語和我們邦北部地區的人交流。另外,在靠海的地區,那里的卡納塔人受到孔卡尼人的影響。但是,靠海邊的這部分孔卡尼人也愿意用印地語與我們卡納達邦的人進行交流,這就導致了位于靠海地區的卡納達人也習慣用印地語進行交流。

      我認為,卡納塔克邦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邦。位于卡納克邦的庫格(Coog)和曼加洛爾(Mangalore)的人說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馬拉雅拉姆語與圖魯語(Tulu)、孔卡尼語(Konkani)和印地語區別比較大。生活在科爾勒加爾(Kollehal)、貢德爾佩(Gundulpet)、查馬拉伊納加爾(Chamarai Nagar)等地的人說泰米爾語和卡納達語;生活在貝爾高姆(Belgaum)的人主要使用卡納達語和馬拉地語、烏爾都語、印地語和孔卡尼語和英語。巴格爾果德(Bagalkote)人主要說卡納達語、烏爾都語、馬拉地語和拉姆巴蒂語(Lambadi);生活在貝拉里(Bellary)、契特杜爾加(Chitedurga)、科拉爾(Kolar)等地的人說泰盧固語和卡納達語。

      從阿迪先生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不同語言族裔之間相互尊重并學習對方語言文化的現象儼然成了一件人們習以為常的事情??梢哉f,這種貌似“松散”的語言多樣性狀態,卻呈現出一種“互嵌式”的團結。換句話說,在這樣一個多語國度,正是這千千萬萬操著不同語言的民眾,通過日?;?,學習彼此語言的現象從客觀上造就了“印度式團結”。

      調研期間,筆者真切感受到了印度復雜社會文化多樣性背景下的這種認同。在去馬哈拉施特拉邦做田野之前,筆者沒想到,在馬哈拉施特拉邦有這么多人可以熟練地使用印地語。在印度,人們普遍把地理位置位于印度西南方向的馬哈拉施特拉邦當作是北方地區。一位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中學教師接受訪談時介紹說:

      馬拉地語屬于印歐語系,與北印度語言(印地語)的關系非常緊密。馬拉地語和印地語在語法和詞匯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這樣母語為馬拉地語的人學印地語就非???,只要愿意學都可以學會。在馬哈拉施特拉邦與其他邦的交界處,甚至有馬拉地語和印地語的過渡方言,這種方言中可以找到大量馬拉地語和印地語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邦的很多人都能熟練使用6、7門語言。另外,印地語和馬拉地語同用“梵文”書寫體,雖然馬拉地語過去用一種叫做“莫迪”的古老梵文腳本的草書形式書寫,但是為了便于傳播,這種書寫方式后來被逐漸放棄,被梵文或Balbodh所取代。

      馬哈拉施特拉邦擁有孟買和浦那等大都市,吸引了來自印度北部和其他地方的移民,這使母語為馬拉地語的人很容易便接觸到印地語,一定意義上說,印地語成了孟買的“通用語言”。此外,“寶萊塢”電影和電視在馬哈拉施特拉邦非常受歡迎,這使印地語傳播的范圍越來越廣,速度也越來越快。據我了解,馬哈拉施特拉邦只有少數人反對將印地語作為聯邦的官方語言或在學校將印地語作為第二語言進行教學。

      某種程度可以說,“印式”團結也是由其特殊的社會文化多樣性決定的。以馬拉地語和印地語關系為例,在馬哈拉施特拉邦,使用馬拉地語和印地語的邊界地區更是衍生出了一種介于兩種語言的方言,這種方言有效地充當了連接語言的作用。實際上,這種現象在印度非常普遍,很多邦與邦的交界處都有過渡性方言。這種過渡性方言不僅使得不同語言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而且為印度的社會團結提供了重要的粘合劑。歷史上,印度的很多邦,特別是南部各邦都曾發生過“反印地語”的運動。然而,馬哈拉施特拉邦并未發生過太過激烈的反印地語運動。到現在,這種微弱的“反印地語”的情緒早已消解。多名受訪者表示,他們更關注自身的經濟利益、社會福利、就業問題、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至于是否應該在馬哈拉施特拉推行印地語這個問題的關注度已經越來越低了。

      (2)國家治理中的“團結凝聚”

      多民族國家治理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不同族裔的團結凝聚,構鑄多民族國家認同,從而實現國家穩定、繁榮和發展。印度國家治理的語言多樣性主要體現在印度《憲法》第八附則、“語言建邦”“三語政策”等相關政策、理念和機制之上,這些貌似“分立”甚至“分化”的政策和理念選擇,在實踐中卻產生了將差異性語言群體凝聚在一起的效應:印度《憲法》第八附則將22種主要語言列為官方語言,使得與這些語言相關的群體獲得了被“國家認同和包容”的歸屬感,并進而產生或增強了對印度國家的認同;“語言建邦”則直接給予特定語言群體某種程度的“區域自治”,不僅極大地緩解了他們作為非印地語少數群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壓力,而且獲得了“當家作主”的主體性地位;而“三語政策”則在賦予各種非印地語法定地位的同時,強化了作為國家統一力量象征的印地語。

      印度國家治理中這種承認差異性或多樣性與鍛造國家統一性或強化民眾的團結凝聚之間產生了明確的正向關聯:國家既突出了差異性,又突出了共同性。承認和包容差異不僅沒有減損或者破壞統一性或國家與社會的凝聚力和團結,反而為三語政策提供了養分。這里,“承認”“包容”和“團結凝聚”理念之間一脈相承,有機統一,相互促進。“承認”和“包容”是實現“團結凝聚”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而“團結凝聚”是實現“承認”和“包容”的目標。如果說“國家認同的建構是民族國家進行文化融合與政治整合的過程,其要點在于民族統一與族裔多元的平衡及文化與政治的良性互動”,那么可以說,印度基本上實現了這一點。

      筆者在印度調研時,采訪了一位大學老師,他對印度的文化多樣性尤其是語言多樣性與國家認同或凝聚力建設的看法,頗能反映印度治理文化多樣性特別是語言多樣性的實際效果。以下是訪談實錄:

      我的家鄉是帕蒂拉(Patiala),我小學和中學期間都是在位于帕蒂拉的公立學校度過的。我會講印地語、旁遮普語和英語,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兄弟姐妹都會講印地語、旁遮普語和英語。我和家人交流時候習慣用印地語和旁遮普語,但是和同學交流時多用印地語和英語。在中小學階段,我跟我朋友習慣用印地語和英語進行交流,偶爾也會用一點旁遮普語。英語是我們學校的主要教學語言,但是我們那里的電視節目有印地語、旁遮普語和英語,其中,印地語節目非常受歡迎。中小學階段,我們有印地語文學和旁遮普語言文學課程,分別用印地語和旁遮普語進行教學,剩下的課程則用英語進行教學。日常生活中,我們更習慣用印地語進行交流,包括我們的路標基本都是英語和印地語,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懂旁遮普語。除了旁遮普語、印地語、英語外,我們家鄉也有一些重要的方言,如巴蒂安吉語、馬爾瓦語、帕哈里語、康日語、辛德科語、坑洼瓦里語、沙赫普里語、拉赫納維語、馬吉語、塔里語、塔拉克利語、恰克瓦利語和格比語等。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家鄉的政府雇員里有不同語言背景的人,而且來政府部門辦事的人語言背景也是非常多元的。去政府部門辦事的時候,我們習慣用印地語和英語進行交流,畢竟印地語和英語是印度聯邦官方語言,普及率也比較高。

      我認為語言只是人與人之間進行交流的載體,并不會對印度的國家認同產生太大的影響。不論我們講何種語言,都絲毫不會減少對印度文化的熱愛。我認為我首先是一個“印度人”,其次才是一個“旁遮普人”。我認為印度語言多樣性是印度社會文化多樣性的靈魂,這也是印度社會的一筆財富。不止如此,你知道的,印度次大陸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的發源地,而且還讓這些宗教平和地融入印度社會。伊斯蘭教、基督教、帕西教等外來宗教也與印度本土宗教混雜在一起。在印度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中,對他人思想和信仰的寬容等價值觀有助于宗教多樣性的發展。正是印度政府對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尊重,才使印度社會文化多樣性不斷得到繼承和繁榮發展,這也成為印度政府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印度的社會文化多樣性,也不免產生一些不同語言族裔群體之間的誤解和沖突。但是,我們從小就耳濡目染的這種包容性理念,已經融入到我們印度人的基因里了,大家對這種語言文化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多樣性已經習以為常了,這就是我們的日常。我認為,印度的每種語言都有豐富的文學底蘊和智慧哲學,這豐富了印度社會,也成了構筑印度國家認同的粘合劑。正是這種社會文化多樣性、語言文化多樣性及不同語言族裔群體之間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才得以讓印度的國家認同不斷得以夯實。印度政府通過推行“語言建邦”和“三語政策”等措施,把印度這種比較松散的社會維系起來;再通過“包容性”理念的傳播,進一步筑牢了印度的國家認同。比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全國掀起了“語言建邦”運動的浪潮的背景下,印度政府最終確定了以語言作為邦重組的重要原則。試想一下,如若沒有當初的“語言建邦”“三(多)語政策”等措施,那么很有可能就會威脅到印度的國家安全了,更不要說是國家認同了。我認為,這種“印度式團結”是基于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特殊國情的,每個國家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

      三、民族自豪感:兩種認同的和諧共生

      國家認同和其他社會認同一樣,會產生積極的情緒,比如對自己國家的驕傲和熱愛,以及對其他公民的義務感。其中,民族自豪感是衡量公民對社會和國家的認同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測量一個國家凝聚力和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參考指標。

      密西根大學羅納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曾經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來衡量聯邦民主制度的運行情況,該調查分別于1990~1993年(42個獨立國家)、1995~1997年(53個國家)、1999~2001年(75個國家)對世界范圍內主要民族國家的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認同問題進行了三輪比較分析。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印度是此次調研重點關注的對象。對印度的三次調研結果顯示,20%~25%的人表示自己作為印度人“很驕傲”,有85%~90%的人表示自己“非常驕傲”,僅有10%的人表示自己“不感到驕傲”。2005年,另一項關于印度全體公民和少數群體“自豪感”的調研顯示:全國范圍看,“非常自豪”(60%)和“自豪”(29%)共計89%;印度穆斯林群體中,“非常自豪”(57%)和“自豪”(31%)共計88%;表列種姓群體中,“非常自豪”(44%)和“自豪”(37%)共計81%;文盲群體中,“非常自豪”(44%)和“自豪”(34%),共計78%。此外,印度民眾對國家的信任,特別是對選舉程序和司法機構及公務員制度的信任及聯邦民主制度的支持率都非常之高。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有著超越族群(宗教)、階層和教育程度的驚人的一致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獨立以來長期受到排斥和壓力的穆斯林少數群體對印度國家的自豪感指數僅僅比主體印度教人群低一個百分點。不僅如此,在印度,盡管穆斯林少數群體的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14%左右,且以“大雜居,小聚居”的形式“散居”于全國各地(在任何邦都不占多數),但這不僅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的國家認同,而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以“唯一的印度人”自居,認為自己是“典型的印度人”。印度國民超高的“民族自豪感”指數以及對國家選舉程序、司法機構、公務員制度的信任及對聯邦民主制度的高支持率,從一個方面說明,印度治理語言多樣性的政策和策略是成功的。以語言多樣性為代表的“復雜多樣性”不僅沒有影響印度的國家認同,反而由于多種語言的延遷、重合、疊生而使得印度民眾形成了一種“難舍難分的”印式團結。

      當然,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力量的日益上升及相關政策和法律的陸續出臺,以及居高不下的貧困問題、失業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的日趨嚴重,印度的教派沖突和社會矛盾有趨于惡化的跡象,但這并沒有明顯影響到語言少數群體對國家的認同和忠誠??傮w上看,這些矛盾和沖突還不足以撼動印度獨立數十年來形成的治理和發展格局。

      四、結語

      語言是構成民族或族群認同的核心要素,語言也是一個民族或族群區別于另一個民族或族群的重要標識,因而不同的語言群體往往被賦予“語言族裔”的身份。印度是一個有著眾多語言族裔群體的國家,也是一個嚴重缺乏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構建條件的新興國家。為了將這樣一個嚴重缺乏“先天”建國條件的地理單元,粘合成一個具有近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印度政府在語言多樣性問題上,最大限度地踐行“承認與包容”理念,通過一系列政策、立法及實踐,最終使一個從獨立時就面臨沿著語言界限分裂的國家,變成一個具有獨特的“印式團結”的新型民族國家。語言多樣性造就印度認同和團結的實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度構建國家認同的獨特范式。語言多樣性的治理是整個印度治理的一個縮影,從中我們不僅可以窺探到印度治理其復雜多樣性的政治智慧,也能從一個維度理解印度長期以來“崩而不潰”的內在機理。

    來源/作者:《廣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 責任編輯: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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